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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风雨兼程——中俄关系回顾与展望
2019年11月05日 09:11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 作者:李永全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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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019年是中俄关系史上不平凡的年份——中俄建交70周年。70年来,中俄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再到平等互利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同历史阶段。结盟时期,双方亲密无间;对抗时期,双方剑拔弩张。无论结盟的历史还是对抗的历史,都值得人们认真严肃地研究和反思,这一历程反映的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变化,对于人们反思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关系也具有重要启示。今天,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引领的中俄关系已经发展为大国关系的典范。70年中俄关系发展历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双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找到了正确的相处之道,它将指引中俄关系始终健康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变局形势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将造福两国人民,也将促进地区发展与世界和平。

    关键词:中俄关系 战咯对接 “一带一路” 大欧亚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李永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常务理事

 

  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宣布承认新中国;九天后,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到京赴任。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是当年苏联对新中国最大的支持。2019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回顾中俄关系走过的历程,展望中俄关系发展的未来,是对中俄建交70年最好的纪念。

  以结盟保卫新政权,师从苏联建设新中国,中苏蜜月意味悠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结束了百年屈辱的历史,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国从此在世界上站了起来,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人28年苦苦探索、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胜利果实。这也表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带领全国人民走上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学习和借鉴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从俄国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的结论。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的实践,但历史经验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革命事业才会取得发展。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和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两篇著作中都详细阐述了关于新中国的构想。虽然在筹划新中国时参考了苏联,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简而言之,就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体和民主集中制的政体。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规划未来国家结构形式时,毛泽东和党中央结合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决定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不搞联邦制,同时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个政治设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的事业受到敌对势力的威胁和围堵,因此,为共和国创造和平、稳定、安全的发展环境成为当时新中国的首要任务。无论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创造和平发展环境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军者,都是新中国需要依靠的力量。因此,新中国外交实行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一切外交关系,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这样做就是要求世界各国在新的基础上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就可以不为过去的屈辱外交所束缚,有利于清除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在这种历史形势下,新中国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强有力的支持,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就是指倒向苏联。

  从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历时两个多月。这次访问是毛泽东首次走出国门,对新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历史资料回顾看,毛泽东出访苏联的目的主要是:确定中苏关系的定位;结束二战战后安排对中国的不平等待遇;寻求苏联的经济援助。

  这次历史性访问的最重要成果是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下简称“《条约》”)。《条约》共有六条,全文并不长,但是确定了两国关系的结盟性质。其中,第一条规定:“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第三条的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正是这两条内容确定了两国关系的结盟性质。中苏结盟是当时两国各自面临的国际环境的需要。刚刚建立的新中国面临国内外反对派的压力,需要通过与苏联结盟,以保护人民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二战后的苏联也需要在东方有一个盟友,以抵御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正如斯大林在谈判中说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条约》的签订不仅确定了中苏关系的结盟性质,在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形势下,也基本确定了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

  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两国还签署了《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一《协定》的签署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二战战后安排过程中对中国的歧视。《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之恢复与建设的费用。”这个协定的重要意义在于收回了中国对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主权。这既是签订《条约》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其逻辑结果,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成果。

  《中苏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规定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十年内分批还清。这笔贷款对于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非常及时。毛泽东的苏联之行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后来中苏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建设事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面,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巨大的、无私的。在新中国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禁运的形势下,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1952年,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进出口值比1950年减少了近90%。其中,对美国的进出口值由1950年的23812万美元下降至1952年的5万美元。与此同时,由于大力发展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1951年对苏联进出口总额比1950年增长了138.9%,1952年又增加23.71%,占进出口总额的62.6%。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更没有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一度全面向苏联学习。尤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次编制和最后修改定稿,其间多次征求苏联意见,基本上可以说是在苏联的指导下完成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编制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五年计划”及新中国经济基础的建设是与苏联援助密切联系在起的。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次编制工作始于1952年,当第二稿的轮廓基本确定后,中国派出由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专程赴苏联征求意见并争取苏联援助,代表团由30多人组成,除周恩来外还有陈云和李富春等,中国提出了141个项目需要寻求苏联帮助设计、提供设备和贷款、派遣专家。1954年3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第五次编制工作,苏联政府派五个综合专家组参与。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平衡需要,中国政府要求苏联政府再援建15个项目,构成了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旧中国工业落后、生产力低下、发展不平衡、工业结构简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大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创造了前提。不仅如此,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56个大项目的过程中,苏联专家的参与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人民的援助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在科学技术领域,苏联也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如1954年4月,中苏签订帮助中国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帮助中国培养了大量核工业人才。

  不仅在工业和科技领域,当时中国几乎全面学习苏联,在教育领域尤其如此。新中国的教育几乎是照搬苏联,包括教育体制、教材和教学体系。中国翻译苏联教育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的顾问和讲师,按照苏联教育模式建立新型学校,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据统计,1949-1960年,我国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先后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批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在苏联专家办的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学习过。从1951年8月起,我国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所学专业涉及理工、农医、财经、外交、师范等各个方面,每年至少200多人,最多的一年达2000多人。此外,中国企业还派遣大量实习生到苏联企业实习。两国政府还专门签署了有关协议,以保证留学和实习人员的学习、实践活动。当年留学生的费用是两国政府共同承担的苏联政府为留学生提供了一半的费用。这些在苏联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后来都成为共和国各条建设战线上的骨干,也成为促进中苏(俄)关系发展的积极力量。

  以《条约》为指引的中苏关系发展的十年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期。这个时期对于新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的经济技术援助对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对于苏联扩大社会主义阵营、扩大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影响力以及提高苏联国际地位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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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永全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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