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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动、地方社会与国家治理:腾冲傈僳族刀杆节叙事解读
2019年11月09日 09:38 来源:《思想战线》2019年3期 作者:高朋 字号
关键词:文化互动;异时化叙事;国家治理;傈僳族;刀杆节

内容摘要:腾冲傈僳族的刀杆节传说,实际上是傈僳族民众将自身在清嘉庆和道光年间的经历,比附到明代中叶王骥身上,以纳入到腾冲的明代军户迁移历史中,是一种典型的“异时化叙事”。

关键词:文化互动;异时化叙事;国家治理;傈僳族;刀杆节

作者简介:

  摘要:腾冲傈僳族的刀杆节传说,实际上是傈僳族民众将自身在清嘉庆和道光年间的经历,比附到明代中叶王骥身上,以纳入到腾冲的明代军户迁移历史中,是一种典型的“异时化叙事”。这种叙事,是傈僳族民众将云龙州的三崇信仰和腾冲地区对于王骥的历史记忆合二为一的结果。傈僳族民众创造这样的叙事,目的是为了获得地方社会的“先在性”,以此来对抗他们的直接统治者“抚夷”,进而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体制中的一分子。这种叙述的成功受益于国家对边缘群体独特的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实际上也可被视为历史上各个民族单位凝聚与分离的重要动因。

  关键词:文化互动;异时化叙事;国家治理;傈僳族;刀杆节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缅边境跨境少数民族文化传播”阶段性成果16CMZ017)

  作者简介:高朋,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云南 昆明,650504)。

  列维-斯特劳斯曾言:“人类从来不是孤单的”,强调事实上每个文化都不断与其他文化产生交流。并且“许多习俗的产生不是由于某种内部的需要或有利的偶然事件,而仅出于为了区别于那些相对邻近社群的愿望。”受他的启发,萨林斯进一步主张,文化始终“处于由文化他者组成的更大范围内的历史场域之中,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彼此参考的过程中形成的”。可以说,某个具体的文化事项,往往是文化主体杂糅不同来源的文化要素创造出来的。在西南边疆这样的文化、民族多元的“中间地带”,伴随着各民族的复杂互动,各个文化更是呈现出一种“文化复合性”状态。作为傈僳族文化象征的刀杆节,特别是相关的传说故事,就是这种状态的突出代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细致解读可以发现,刀杆节的传说故事,实际上是清代中期西南边疆复杂族际互动的一种隐喻性表达。傈僳族民众试图通过这种表述,将自身融入到地方社会,以此进入传统国家的“编户齐民”体制。傈僳族刀杆节传说背后所隐含的真实历史场景,引导我们进而思考文化和民族之间复杂互动的逻辑,并以此来讨论促进民族形成的凝聚力究竟应在何处寻觅。

  一、腾冲傈僳族的刀杆节叙事

  每年农历二月初七,云南腾冲猴桥、明光和滇滩等地的傈僳族民众,都会在宗教人士“香通”的带领下,前往当地的三崇寺,祭祀王骥尚书等神灵。当天晚上,“香通”们在三崇寺前“下火海”来清洁自身,次日,“香通”们在三崇寺前登上由36把刀或72把刀组成的刀杆,通过这些活动为村寨祈求平安,这就是著名的刀杆节。值得注意的是,被视为傈僳族文化代表的刀杆节,它的起源传说却与明代征伐麓川的兵部尚书王骥有密切的关系。现在一般认为,刀杆节是为了纪念王骥而举行的。关于两者之间的联系,腾冲当地主要流传着以下两个传说。第一个传说带有兄弟祖先的因素,其中提到:

  在很久很久以前,汉族和傈僳族都是一个母亲生下的亲兄弟。光阴荏苒,兄弟俩一天天长大了,俩人都娶了媳妇,生儿育女,打算要分家了。汉族大哥用石头打桩,号了一片土地;傈僳弟弟用草绳围山,也号了一片土地。谁知道突然发生一场山火,汉族的石桩倒是牢牢竖在地上,傈僳族的草绳却被烧成了灰烬。于是,傈僳弟弟围的土地找不到了,只好流落到边境上的原始森林里,过着狩猎为生的原始生活。他们毁林开荒,住山吃山,树也光了,山也穷了。“乌鸦无树桩,傈僳无地方”“桩头不烂傈僳散”,穷苦的傈僳人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于是,外来的强虏侵犯边境,他们无力抵抗。多少身强体壮的傈僳青年被杀戮,多少孤苦无依的老人被埋葬。这时,朝廷里派来了兵部尚书王骥,到边境一线安边设卡。他虽是汉人,却能尽心尽力地帮助傈僳兄弟建设边卡。让他们从东一家、西一家的种山吃山的“火塘”里聚集起来,固定耕地,保护森林,饲养牲畜,发展生产,过上了有吃有穿的好日子。为了保卫祖国疆土,他从傈僳族男人中挑选守卡人,操练武艺,制造土炮,抵御外敌的侵犯。每年给守卡的每个傈僳族男子发放三十三斗三升三合米和三两三钱银子的薪晌,公用的一切开支,都从百姓种的“公田”里提取。但是,正当外来的强虏被赶出边境,傈僳兄弟才开始过上好日子,朝廷里的奸臣却谎报军情,秉奏皇上,说王尚书在边关组织边民练武,大有策反君朝之势。皇上听信奸臣编造的谎言,遂令将王尚书召回朝廷。就在农历二月初八为王尚书洗尘的酒宴上,奸臣暗施毒计,在酒中放进毒药将王尚书害死。当噩耗传到傈僳山寨,男女老幼无不顿足捶胸,义愤填房,誓以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决心为王尚书赴汤蹈火,报仇雪恨。从此,傈僳族人把每年农历二月初八日定为自己唯一的民族传统节日——刀杆节。

  第二个有关王骥和刀杆节的传说则没有了兄弟祖先的意味,只讲述了王骥在腾冲的功绩及其与刀杆节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大致如下:

  据说,明朝中期,云南西部边疆一带常有“野人”(傈僳族叫做“浊扒”,即外国入侵者)窜入,对傈僳族、汉族群众进行抢劫、骚扰,闹得老百姓常年不得安宁。后来,朝廷派了兵部尚书王骥领兵来到边疆,在通往国外的岔路、山丫口地带设下关卡:“上八卡”“中八卡”“下七卡”,连上盈江、陇川,有七十二卡。还修了不少城堡,腾冲就修了“木城”“石城”“水城”3个城堡。王将军带领兵士们同当地的傈僳族群众一起把守,一旦发现有敌来犯,立即调动兵马迎击。从那以后,边疆才得安宁,老百姓才过得成日子。

  王将军还在边疆一带设了“抚彝”这种大于“土把总”的官职,专门做少数民族安抚工作。轮马一带有个傈僳族叫余新元的,很有本事,他同王将军一起打过不少胜仗。王将军还下令,从国库中拿出粮来照顾傈僳族,按人头每年发给谷子三十三箩三斗三邦三合三别。还宣布免除边疆一带的兵役与苛捐杂税。后来,王将军班师回朝时,被奸臣下毒害死,他的阴魂上了天成为“白马将军”。他知道傈僳人民没有忘记他,就腾云驾雾来到边疆,传口信给傈僳人:二月初八你们可以爬龙凳、上刀杆,上到刀杆顶就可以求得上天保佑平安、求得好年辰了。还说,上刀杆的人,骨头要干净,才不怕刀伤着。头天晚上要跳火塘,把俗间的污浊烧去,骨头才干净。这就是傈僳族二月初七踩火塘(下火海)、二月初八上刀杆的来历。

  这两个传说,显然都经过后人一定的加工,不过,传说基本的要素都保留了下来。从这两则传说中可以提炼三个基本信息:一是王骥带领傈僳族民众筑城、以此来守卫边疆,防御外来入侵的野人;二是王骥给傈僳族民众发放粮食和饷银,帮助他们安居生活;三是王骥最终被皇帝杀害,人们为了纪念他才举行刀杆节。传说的核心就是要将王骥和傈僳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传说虽然很生动,也有详尽的细节,但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一种典范式的“异时化叙事”,因为这些传说即不符合王骥个人的历史,也不符合傈僳族的迁徙史。

  首先,在真实的历史中,王骥并没有修建腾冲城,他只是收复了被思任发占领的腾冲城,负责修城的则是沐昂和杨宁等人。《英宗实录》中即提到:“先是靖远伯王驥、都督沐昂,以腾冲为云南要地,宜置军卫以镇之……上悉从之。仍命筑腾冲城。昂同宁及三司官提督用工事竣,起调官军屯守。”乾隆版的《腾越州志》中也提到:

  州故城腾冲卫司城也,永乐九年置守御千户,所有土城正统三年夏六月为思任发袭据之。沐昂统兵恢复,随失。七年,尚书王骥征麓川,复之。十年三月,升守御所为腾冲军民指挥司,议建石城。侍郎杨宁、侯琎相继监督率南征将士万五千五,都指挥李升为首,筑石城,始于正统十年冬,落成于十三年春,时以为“极边第一城”。

  明确修城的主要是杨宁、侯琎和李升等人,而非王骥。

  其次,王骥更不是被皇帝所毒害。据《明史·王骥传》中的记载,王骥与权阉王振关系密切,仕途一直比较顺利,并得享高寿,直到八十三才去世,且获“赠靖远侯,谥忠毅。”可以说,王骥一直被皇家所信任,不存在被迫害的情况。

  特别重要的是,王骥对麓川的征伐一直受到各种批评,他的形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距离一个良臣差距十分大。在征伐麓川的过程中,他就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指责。当时官员在弹劾他的奏折中,即提到:

  靖远伯王骥、都督宫聚等官不体上心。惟纵己欲。行李二三百扛,动役五六百人,将带彩帛等物密散都司等官,以邀厚利。却敢故违祖训,擅用阉割之刑,以进为名,实为己用。及至行师,全无纪律,大军一十五万,俱从一日起程,蹂践伤残,略不悯惜……及临贼境金沙江边,攻围不克,被贼杀死都指挥等官。却将降附渔户角户解作生擒,遂尔班师,将地方分与木邦、缅甸,反欲以败为功。欺天觊赏,切详王骥、宫聚玩法怙终,损兵失利,原其情罪,万死尤轻。

  从这里的评价和他三征麓川而未能取其地,都可以看出王骥距离一个忠诚和能干大臣差距还很大。而且从各种史料上,都没有发现王骥善待少数民族民众的记载,反而有“却将降附渔户角户解作生擒”的记录,这里的渔户和角户极有可能包含少数民族民众。甚至到了乾隆年间,《腾越州志》中还批评到:“王骥附丽王振,用兵西南一小夷,骚动天下……以见讨一小土司出数十万兵,骚扰地方至于如此,其罪不容诛耳!”

  再次,从傈僳族自身的历史来看,虽然傈僳族历史上经常迁移,但是明代中叶他们主要生活在云龙州(今云龙县)一带,还没有到达腾冲地区。天启《滇志》中即提到:

  力些,惟云龙洲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发无虚矢,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径三四寸者前行,自后发矢中其盾,而妇无伤,以此制伏西番。

  这里提到的“力些”就是傈僳族。直到清代中前期,傈僳族活动范围,才逐渐扩展到今天的姚安、丽江、保山和怒江一带。据《腾冲县志》考订,直到康熙四年(1665年),才有原在泸水怕底河地区居住的部分傈僳族民众迁移到腾冲居住,并将姓氏改为余、麻两姓。而且,乾隆版《腾越州志》中提到辖区内的族群时,有小伯夷、大伯夷、濮人、阿昌、缥人、哈喇、羯些、遮些、地羊鬼、哈社、怒人和野人等。不论是从名称还是生活的习俗描述上看,这些人群应该都与傈僳族没有关系,而是其他少数民族。可见,直到乾隆年间,腾冲的傈僳族人数仍然不是很多,其行为也没有特别引人注意之处。

  综合王骥个人的经历和傈僳族迁移的历史来看,之前提到的传说,决不可能是对明代历史的叙述或追忆,它极有可能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编造的故事,或者是将后来发生的人与事依附到前人身上所致。究竟是何种情况?需要我们通过对史料的进一步细读,将这些传说还原到其真正发生的时代,去解析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境。

作者简介

姓名:高朋 工作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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