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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端锋 王孝琦:城市化振兴乡村的逻辑缺陷 ——兼与唐亚林教授等商榷
2019年10月08日 09:15 来源:《探索与争鸣》(沪)2018年第12期 作者:申端锋 王孝琦 字号
关键词:消费主义/乡村价值/乡村振兴/城市化/领导权/参与权

内容摘要:

关键词:消费主义/乡村价值/乡村振兴/城市化/领导权/参与权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在乡村振兴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乐观派,其理由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乡村建设的主流方案是发展乡村旅游,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品。所谓城市化能促进乡村振兴,实际上是消费主义振兴乡村,消费主义替代了原来的国家主义,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在这种城乡关系中,乡村会失去主体性、地方性知识和发展能力。在城乡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背景下,城市化振兴乡村可能只是一种幻觉,城市化也许能为城市中产阶层建设美丽乡村,却无法改变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城市化能否促进乡村振兴,关键是能否实现城乡平等和城乡融合。为了实现城乡关系的平衡,必须要限制消费和资本的作用,确保农民对乡村建设的领导权和参与权,进一步打开乡村振兴的思路。唯此,才可能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衰败铁律。

  关 键 词:消费主义/乡村价值/乡村振兴/城市化/领导权/参与权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机制创新研究”(JUSRP1702XNC)。

  作者简介:申端锋,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 无锡 214122;王孝琦,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江苏 无锡 214122

  近期《探索与争鸣》持续讨论乡村振兴话题。继贺雪峰、李昌平、熊万胜等三农学者的对话发表后,唐亚林教授等又发表了商榷文章[1]。与前述三农学者侧重于乡村自主发展不同,唐亚林教授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动力,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城市化促进乡村振兴的观点。本文暂不讨论乡村振兴的保守抑或积极,而是想集中讨论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城市化促进乡村振兴,不只是唐亚林教授一个人的观点,周其仁、温铁军等均认为城市化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资源和机会。在乡村振兴问题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城市化的乐观派,其理由主要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动力。在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的主流方案是发展乡村旅游,将田园风光打造成为城里人的消费品,将乡村空间变成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所谓城市化能促进乡村振兴,实际上是消费主义振兴乡村,消费主义顺理成章地替代原来的国家主义,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思路。学界主流显然看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给出系统论述。因此,本文拟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来讨论城市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从国家主义到消费主义:乡村建设的演化逻辑

  本文将乡村建设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民国时期的经典乡村建设;二是1990年代末至2005年的乡村建设,可以视为经典乡村建设的延续;三是2005年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战略以来的乡村建设,可以称之为新乡村建设。

  经典乡村建设遵循的是国家主义,是针对农村衰败的救国救民方案和社会运动。梁漱溟致力于寻找中华民族的振兴之路,其乡村建设主张以传统文化为本位的现代化;晏阳初以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为重点,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两者都是国家主义的视角[2],关注的焦点是乡村建设与中国道路。经典乡村建设模式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谓的“政教合一”,即政治与教育的合一,换言之就是乡村建设与国家建设的合一。

  1990年代末至2005年的乡村建设依然遵循国家主义的进路。解决三农难题和顺利推进国家现代化,仍然是知识分子从事乡村建设的价值追求。经典乡村建设的议题主要是合作经济与平民教育,1990年代末兴起的乡村建设基本上也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合作社、文化建设和农民教育还是重点议题。

  而2005年以来的新乡村建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有了新的议题,如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古村活化、乡愁经济、社区营造、乡村规划等。不管是生态农业,还是乡村旅游,其实都是消费主义的驱动,都是为了满足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这意味着乡村建设进入了消费主义主导的阶段。

  在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出台之后,乡村建设面临着国家化。但乡村建设派并没有接受国家农政的收编,而是接受了消费主义。他们选择和城市中产阶层结合起来,形成了中产化的乡村建设。中产化的乡村建设远离了国家主义,也拒绝了大资本,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即消费主义的道路。历史学者王先明教授曾详细论述了经典乡村建设的国家化[3],乡村建设一直受国家农政的支配性影响。如今,不仅乡村建设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就连国家农政也受到了消费主义的影响。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城市消费者的消费升级。

  从国家主义到消费主义,乡村建设的这一变化是非常清晰的。不管是乡村建设派的探索,还是国家农政改革,都指向了消费主义。经典乡村建设是国家主义主导,新乡村建设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进路。消费主义是新乡村建设的动力,也是新乡村建设的内容。乡村建设的消费主义转向甚至与农业转型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西方学者提出了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多功能农业的概念,用来概括1980年代以来的西方农业转型。这一转型最早由法国、英国等欧盟国家提出,随后传播到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多功能农业开始被中国农业政策部门和学界所接受。多功能农业的理念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最为典型。“乡村旅游的实质是对农业、乡村环境和文化资源按照城市居民的需求进行重新组合和再造,以挖掘乡村内生发展潜力。”[4]中国农业政策也采取了多功能农业的理念,大力倡导乡村旅游和田园综合体的发展。多功能农业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消费功能,为城市市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消费品。

  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主流观点来看,乡村的前途是悲观的,乡村注定是要衰落的,甚至注定是要消亡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乡村始终是被牺牲的对象,中外学界曾一度提出种种乡村衰败论。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乡村建设终于被视为国家责任。但国家主导的乡村建设一直是输血式的,并没有恢复乡村社会自身的造血功能。在多功能农业的框架之下,城市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新的机会。在乐观派看来,消费主义具有造血功能,促进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的农业生态和文化资源资本化。乡村社会重建了主体性,恢复了活力。“一个有小农存在的世界要比没有小农的世界更加美好!”[5]学界一改过去的悲观论调,对乡村的前途突然变得乐观起来。所谓城市化促进乡村振兴,乃是城市市民下乡消费田园风光,促进人财物从城市流向乡村,从而促进乡村的内源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层在消费上的崛起,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由此,乡村建设的动力不再是家国情怀,而是城市消费主义。田园风光和乡愁经济成为新乡村建设的关键词。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乡村建设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学术界对消费主义支配下的乡村建设实际是相当陌生的。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乡村建设的家国传统解体了,乡村建设开始与城市中产阶层结合,走上了一条所谓城乡互助的道路。经典乡村建设是国家主义的道路,而城乡互助道路则形塑了新乡村建设的消费主义气质。

作者简介

姓名:申端锋 王孝琦 工作单位:江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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