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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结构变迁呈现新特点
2019年11月04日 08:57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龚维斌 字号

内容摘要: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技术发展是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原因,而人口迁移流动、就业和居住形式的变化则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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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技术发展是推动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层原因,而人口迁移流动、就业和居住形式的变化则是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直接原因。正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和由此带来的就业形式、居住形式、家庭类型、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变迁相比,具有自身的特点,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这种特点更加明显。

  时空压缩特征更加明显

  我国在短短的40多年里经历了发达国家用了二三百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社会结构变迁和其他诸多方面一样具有时空压缩的特征。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例如,在人口结构方面,以65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从7%增加到14%所需的时间为例,法国用了115年,美国、英国用了40多年,而我国只用了23年,造成了“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1978年以后,我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在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人口老龄化又不期而至。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起国家允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孩子。但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大部分青年人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对婴儿的男性性别偏好也有改变,少数农村地区担心孩子长大后娶妻彩礼负担过重则更愿意生育女孩。绝大多数地区乡村产业结构仍然较为传统、收入相对较低,但是,人们普遍用上了互联网,不少地方有了电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更趋城市化。

  利益格局更加复杂多变

  首先是城乡结构巨变使得农业户籍值钱了,农民一方面愿意进城务工经商和生活,让子女在城市读书,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不再愿意轻易放弃农业户籍。农村青年特别是农民工二代更加愿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择业观念也倾向于脑力劳动和体面就业,但是他们的社会资本和个人能力又与城市的要求有不少差距,“有人没事做”和“有事没人做”现象并存。体制内和体制外、多种所有制、多种产业模式和就业形态并存,使得人们收入差距、劳动关系、权益保护、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的利益关系更加多元多变。体制内就业稳定性较好、住房医疗养老社保可预期,但是,收入不高,职业发展按部就班。在体制外创新性行业、高技术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工作挑战性强、学习成长空间大,薪酬待遇与个人能力、绩效密切相关,但是,工作压力大而且极不稳定,经常面临被淘汰的风险。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产业结构升级和梯度转移,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速度放缓,特别是2018年以来国际经贸形势波动较大,农村非农就业难度加大、不稳定性增加。

  社会需求在多元化和高级化中呈现阶层化和群体化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需求结构总体呈现多样化、高级化的趋势。2017年,全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比1978年下降34.6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6%,比1978年下降28.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1.2%,比1978年下降36.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发展型消费保持快速增长,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2498.9元,比2013年增长53.6%,年均增长11.3%;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086.2元,比2013年增长49.3%,年均增长10.5%;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1451.2元,比2013年增长59.1%,年均增长12.3%。2017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37.5辆,比2013年增加15.2辆,增长68.2%;农村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9.3辆,比2013年增加9.4辆,增长94.4%。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模仿式、排浪式的大众化消费时代基本结束,人们开始追求个性化、差异化、小众化、品牌化消费。

  在客观需求变化的同时,人们主观的社会需要不断增强,例如,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等越来越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在参与社会组织方面,青年世代是主力群体,“90后”的社团参与率最高,达到58.5%,而“50后”及以前的世代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不足20%;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与社会组织积极性越高;职业地位越高,参与社会组织程度越高,白领职业群体 (包括机构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 的参与率较高,其中机构负责人接近60%,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分别为53.8%和55.5%。农业劳动者参与社会组织的比例最低,仅为24.2%。农村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低于城镇居民,二者分别为34.6%和39.7%。

  客观地位与主观认同不一致现象仍然较为突出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和改善,以职业地位测量的客观社会阶层地位都有提高,处于下层和中下层职业地位的群体规模缩小,而处于中层、中上层甚至上层的职业地位群体的规模则相应有所扩大。然而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认同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和2015年年度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均显示,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个人财富、收入和消费水平都达到了中等程度甚至较高水平,但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中下层或下层。按客观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人数明显增长,但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的人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

  对于造成客观地位和主观认同不一致的原因,有多种研究和解释。有学者认为,一是相对剥夺感,例如,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产阶层的社会认同;二是焦虑感和生活压力较大,例如,住房、医疗、养老、就业和物价等方面感受到较大的压力;三是制度性歧视使得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并不完全认同其属于中产阶层,例如,进城务工人员。主客观阶层认同不一致,还与社会环境变迁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密切相关,形成代际认同的显著差异。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群体倾向于政治身份建立中产阶层认同,认为体制内工作是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重要判断标准。而“80后”“90后”群体在阶层认同上更依赖其对自身经济身份的判断,认为金钱收入、市场机遇、资源的占有是判断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标准。有学者提出“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的概念,并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和2013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民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及其偏差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表明,本人、配偶和父母的客观社会地位都会影响个体的主观阶层认同,且配偶和父母的社会地位是导致个体的主客观阶层地位出现偏差的重要因素。无论哪种解释,主观阶层地位认同比客观阶层地位认同比例低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

  国家对社会结构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保障均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和收入差距在缩小。2018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20906亿元,其中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城乡社区支出115903亿元,占总体预算支出的52.5%,比2017年增长了约7.5%。2018年,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42亿人、1.96亿人、2.39亿人。全国有低保对象4620万人,供养城乡特困人员483万人,城乡低保标准同比增长7.6%和12.9%。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1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72倍,2017年为2.71倍,2018年为2.69倍。农村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386万人,280个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完成280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1.7%。房价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大批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搬进新居,实现住有所居。2018年是棚改三年攻坚的开局之年,棚户区住房改造新开工600多万套。

  特大城市人口控制能力在增强。例如,北京市最近几年来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降。新世纪以来到2010年,北京市外来人口呈迅速增长态势。其中,2000-2005年期间年均增加20万人,2006-2010年年均增加近70万人。2011年以后,外来人口增速逐渐回落,2016年和2017年出现负增长。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仍处于快速调整变化过程中,社会流动和社会结构尚未定型,仍然有较大的调整变化空间。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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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龚维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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