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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 ——中国政治学汲取了什么、贡献了什么?
2019年11月09日 07:45 来源:《政治学研究》(京)2019年第1期 作者:杨光斌 字号
关键词:政治学科/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

内容摘要:

关键词:政治学科/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一流政治学科的根本标志是拥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建设政治学理论的资源来自古今中外,但只有在学科意义上,这些资源才能派得上用场,这些资源才有意义。在对标尺度上,对政治学理论创新有直接贡献的学科分别是思想史研究、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西方政治学理论仰仗于这些学科的发达。在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历史中的思想”,思想史研究还较难取得重大突破;作为检验理论真伪和发现新理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还没有形成作者群;比较政治学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航向。因此,建设中国的一流政治学仍任重道远。

  关 键 词:政治学科/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史/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

  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一流政治学学科建设规划,这意味着建构自主性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是不可推脱的时代议程。一流政治学学科的衡量标准是能否建成自主性政治学理论,这是政治学其他分支学科最重要的基础。因此,本文首重讨论作为一流政治学学科基础的政治学理论,思考中国政治学离一流政治学学科的距离及其根本问题和出路。

  政治学理论包括由概念所构成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学科“范式”或研究“范式”是政治学理论的最集中表达。由于流行的理论往往能内化为政治观念乃至政治信念,因此,政治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等同于政治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政治学理论对于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在世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国而言,如果没有自主性政治学理论,就有可能失去学术发展的方向感。政治学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是如何建构,其资源何在。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讨论政治学理论的资源问题,比如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治实践以及西方政治学有益成果等“四大资源”,也就是古今中外的文明遗产都是其资源。这样的说法稍作变化,也适用于其他学科的建设,并非政治学理论的独特表述。本文认为,只有在规范性的学科范畴上寻找资源,即从学科资源出发,形成特定的学科意识,我们才能更有针对性地、更有效地、更专业化地推进政治学理论的建设,有专业化才有规范化和学科化,古今中外“四大资源”才能被纳入特定的或者对应的学科范畴,更直接地转化为可供政治学汲取的理论资源。

  笔者认为政治学理论的学科资源主要有三大来源:思想史、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研究。思想史是先贤对其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历史)以及之前历史的理论化总结,是一种直接的知识来源,因此是很多人获取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捷径”。但是,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如马克思,其认识世界和历史的能力都是有缺憾的。也就是说,思想史可能会提供一些智慧,但不可能也不会垄断政治学理论的知识来源,更不可能提供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方案,甚至很多时候不能解释现实——这些可是政治学的宗旨所在。近代以来,我们熟悉的政治学理论更多地来自比较历史研究和学者们对其现时代即现实政治研究,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相对于思想史上的“大人物”)即一般学者所作出的思想贡献,值得大书特书,因为是他们而不是思想史上的大人物,重新解释了历史并解剖着现实政治的结构、困境与方向,政治学也因此才更加富有活力,更吸引人。要知道,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对人们身处其中并约束着人们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是否有实质性的启发性解释。对此,历史上的“大人物”显然爱莫能助。

  本文对政治学知识资源做类型化探讨,目的在于结合既有理论成果,进一步讨论如何汲取资源,并提出中国政治学在各种知识资源上的现状以及努力的方向。这些话题都是具有争议性的议程,也都是开放性的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本文认为,在学科意义上,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滞后性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样界定并不否定中国人的实践智慧和与生俱来的理性思维能力;在理论命题严重滞后、在缺少自主性政治学理论的前提下,用发达的研究工具去研究政治现象,对提升政治思维能力起到什么作用,还值得讨论。

  一、作为政治学理论知识资源的政治思想史研究

  我们熟悉的政治学理论的一些关键词如政体、治道,均来自思想史。对中国政治学而言,思想史资源主要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其中后者比重更大,这是因为作为学科的政治学是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奠定下来的,今天流行的政体类型理论以及政体变迁理论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渊源。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制度大转型,共同体演进的历史催生了新的政治理论,从国家主权理论到人民主权理论,使得政治理论呈现与时俱进的特征。比较而言,一开始就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政治(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呈现的不是多变而是“历史的延续性”,因此政治理论也就呈现延续性的特征,无论是法家的思想还是儒家的思想,一经确立就内化为延续性的制度。这给我们如何认识思想史、如何汲取思想史资源提供了一些启示:历史中的思想和回答共同体问题的思想。

  (一)思想史是“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或是“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历史上的各类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历史中的思想。国内外思想史研究基本上把思想史视为观念史,把思想史变成观念的历史链接而建构出一个体系化的思想史。思想史中的思想和历史中的思想有着很大区别。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旨在关注某一思想在思想史或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贡献,变成了此思想与彼思想的比较研究;历史中的思想,意味着思想者要回答的是他所处的时代的重大问题是什么。这样,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事实上是后人从自己的需要、兴趣出发而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思想者的东西;历史中的思想研究是为了发掘思想者想回答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性”问题。

  对思想史的两种不同的认知,必然衍生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导向就是“亚里士多德传统”,即从比较政治研究的路径出发而总结出思想性命题。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理论就是根据158个城邦国家的经验研究和历史分析而得到的结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很多思想家也都是在研究其所处时代的现实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思想性思考。近代之后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约翰·洛克(John Locke)、马克思等无不如此。在“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意义上,政治思想史其实就是历史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但是,随着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和社会科学的分工化演变,靠分工而产生的专业化学术渐渐地抛弃了亚里士多德传统,以研究人物为业,进而形成所谓的政治哲学。

  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很容易变成政治哲学式的研究,政治哲学的核心是为了回答“好政治”、人性与政治的关系,无疑是很重要的专业追求。人类需要一个又一个的理想化图景来引导人类去追求。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说的“六经注我”,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而非一种复原真相或者接近故事真相的学术探究活动。但是20世纪的世界文明意味着什么呢?工具主义的政治活动让很多理想化图式都变成了一元论的普世主义,结果20世纪的世界政治变成了几个“一元论”之间的厮杀。可见,政治哲学既给人类以智慧,又招致人类之间的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后人总是要把“极权主义”的原罪归咎于柏拉图(Plato)、黑格尔、马克思等。他们与极权主义有关系吗?即使有,也是后人强加给他们的,或者是因为后人的研究路径出了问题,即进行“思想大串联”并构建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去引导人类思想。

  两种研究路径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读几本“经典”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经典”,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经典”,研读者可以不问,或者无从问起。比如,被国内学术界视为“经典”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一部学术经典还是一部“文化帝国主义”作品?政治哲学路径的研究肯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只能是陷于韦伯式学术套路而不能自拔,读者自己的文化甚至被韦伯矮化、妖魔化而不能自知。相反,如果从“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出发,不但要熟悉思想家的著作,更要广泛地阅读思想家所处的时代、思想家的“现实性”关怀。这种“历史的比较政治研究”,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诚如亚里士多德一样去理解那么多的“国家”。但是,唯有如此,思想史研究才能取得与众不同的新成果。不得不说,政治哲学的路径即“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对于我国一些学者而言,是一条很难出新成果的研究路径。

作者简介

姓名:杨光斌 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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