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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的十大前沿问题
2019年11月09日 08:04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武汉)2019年第1期 作者:傅才武 申念衢 字号
关键词:文化战略/文化强国/文化体制改革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文化战略/文化强国/文化体制改革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作为当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主要生产力形态,文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核心部分,也是国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断探究、把握前沿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的必然选择。在建设“文化强国”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道路和文化模式研究,一方面体现为国家宏观战略层面上的系列课题,包括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模式和路径问题、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问题、21世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建问题、数字技术环境下的文化行业体制颠覆性革命问题等;另一方面又体现为针对文化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的策略设计,包括新时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目标与政策支撑系统问题、国家文化产业振兴的法律与政策支撑体系的问题、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目标与路径问题、文化领域供给侧与消费侧协同改革的政策与路径的问题、“文化+互联网”的业态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系统问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路径问题等。面对这些重大课题,我国文化学界需要转换文化政策研究的视角、优化文化政策的研究方法,需要根据新时代特征重建国家文化政策研究的定位,推动从传统理论研究方法到行动研究与理论探索互济的新方法和技术路径的转变,为创新文化政策理论提供方法论的支持。

  关 键 词:文化战略/文化强国/文化体制改革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文化建设研究”(18ZD24)

  作者简介:傅才武,申念衢,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从1840年开启的中华民族现代转型历程,经过近180年的探索积累,到21世纪20年代,在国家经济现代化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业已提出了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这在国家战略层面上体现为国家对于“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因此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的深刻背景,并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回应。如沈壮海从“文化国力”的角度解读“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并从多组矛盾关系与能力建设的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现实境遇与路径选择。①佟斐以时代境遇、战略意义、现实基础、宏观战略、实践路径、域外借鉴归类,综述国内学界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成果,同时进行简要评论。②苏勇、万君宝借助软实力的五要素模型对美国的市场化模式、英国的创新模式、法国的政府主导模式、日本的质量文化模式等文化软实力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对我国文化软实力的认知程度与影响力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建体系与战略选择。③张国祚对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架构中国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论体系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④黄意武就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路径找寻进行了探讨,认为文化凝聚力、文化吸引力、文化创新力、文化辐射力、文化整合力、文化生产力这六个方面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系统,同时要构建兼具活力、效率与开放的动力生成体系以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⑤高福进解读了文化软实力的内涵及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自信的重要价值,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的沃土。⑥在趋势分析方面,陈庚、傅才武阐述了文化强国战略的两大目标体系、五大战略路径与四大支撑体系,论述文化产业在提升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方面日益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对围绕实现“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文化产业政策新趋势进行了分析。⑦傅才武与陈樱论述了2011-2012年十年阶段性改革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提出新时期文化科技融合与文化制度创新相配套,推动文化创新体系建设的策略建议。⑧郭远远、陈世香基于历年国务院政策文本,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文化建设在国家现代化战略布局中地位的多维度变化轨迹,以此预见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未来将得到进一步强化。⑨尽管学界研究成果迭出,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创新、改革进程的深化等,文化政策研究的前沿问题也将不断发生转变,值得长期跟进与深入思考。

  一、明确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研究中前沿问题的理论基点

  (一)内部:社会生产力发展引发文化领域“奇点时刻”来临

  从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看,文化现代化的启动、演进历程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文化体制的固化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形成的张力,成为推动文化生产关系变革的主要力量来源。从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诞生带来第一次技术革命,到19世纪中期电力的广泛应用带来第二次工业革命,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为主体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生产力的进步不断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范式)革命主导了技术范式的创新,进而引发社会经济发展的革命。范式革命和创新是推动新兴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新兴文化产业永续发展的条件,而新兴文化产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传统技术与管理模式的颠覆和扬弃。⑩

  人类社会科技革命对于文化领域会产生颠覆性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身体表演技能、造纸和印刷技术、电子成像技术、数字信息技术形成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四个递进阶梯。(11)这四大技术阶梯构成了文化行业系统的专业性边界,也由此建构了不同文化行业清晰的技术发展轨迹。当前我国文化领域总体上进入到第四个技术阶梯,已从“量变过程”转向“质变过程”,这一阶段不同于前几个阶段的特殊之处在于,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推动文化领域进入“奇点时刻”(12),即文化生产关系从渐进变革一步踏入颠覆性创新,传统的文化行业部门从管理结构到内容、形式和手段进入全方位的创新裂变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比前一技术阶段相比,将会在一个极短的时期内完成,体现为一种全行业的从未有过的“剧变”,从历史过程看,即是一种历史性大变局。

  “奇点时刻”的背后,是遵循并逐渐逼近“香农定理”(13)“摩尔定律”(14)极限的科技创新正极速发展,压缩了文化行业的渐进发展时间,使文化行业部门不得不从渐变过程快速折向剧变过程。“在技术发展相对缓慢的情况下,传统文化行业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伴随经济全球化快速进展,传统文化行业比较优势让位于竞争优势,即国家在科技进步、知识产权和知识创新能力文化的优势。”(15)时至今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开启了“历史性大变局”,“新兴文化业态对传统文化业态‘毁灭式’的打击有目共睹。从唱片、胶卷时代到数字时代,便携式音乐播放器、数字图书阅读器、便携式数码相机、视频摄录机、专用GPS导航设备等一大批电子产品面临被智能移动终端逼退或取代。”(16)可见,人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已发生改变,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科技创新,通过重组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文化消费模式,压迫文化传统行业的组织系统、商业模式和行业结构的适应性变革,进而影响甚至推动国家上层建筑结构的变革。同样,国家文化治理结构要依赖于文化科技结构,不同的技术基础会对应不同的制度化表达方式。(17)如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之前,印刷技术、声光技术、舞台技术、文物技术等类型技术,支撑了新闻出版行业、广播电视电影行业、演艺行业和文物博物馆行业,类型技术作为轨道技术,其技术的最远端即是行业部门的管理边界。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平台技术,抹平了类型技术的轨道特征,让以类型技术为边界的行业部门体制逐步推动了技术合法性。(18)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行业制度的整体性变迁提供了强大动力,将推动文化行业的网络化和扁平化体制逐渐取代科层体系,并从根本上消减基于计划体制下确立的“技术分类—专业分工—行业分系统”的文化管理架构、专业性技术边界和行业制度合法性,形成以数字生产、数字传播和数字消费为基础的“大文化传媒行业”,导致文化行业管理结构的革命。

  (二)外部:文化软实力竞争成为国际竞争新常态

  美国政治学教授亨廷顿于1996年出版了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从国家构成要素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三个层面出发,将一个国家的领土划分为三个层面:实体层面上的领土(由国界线、海岸线划分),经济层面上的领土(跨国公司、国际分工中的定位等),文化层面上的领土(文化传播的范围、影响力范围)。与库恩的“科学范式”一脉相承,亨廷顿提出的“文明范式”是指:文明和文化认同差异导致的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的基本形态,并规范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基本性质(19)——“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20),并且“多发生在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文明断层线’(21)”(22)。然而“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冲突,甚至战争,但并不能认为‘不同’就一定会引起冲突和战争。特别是在今天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也许人类将毁灭人类自身”。(23)可见,在科技进步推动数字全球化(全球价值链缩短、新型跨国企业涌现等)的今日,国家竞争优势得以重塑,大国之间特别是核大国之间直接使用武力已不具备可行性,会遭到全世界的质疑和唾弃,因此,国际竞争的重点逐步从军事经济硬实力转向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综合竞争。所以目前国际政治文化模式是介于“霍布斯文化”与“康德文化”间的“洛克文化”(24),即大量的国际竞争同时具有冲突性和包容性两种性质,它主要不是武力入侵和领土占领,而是以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的方式进行。进入21世纪,“软实力”将会被广泛运用到国际竞争之中,成为国家战略。(25)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是一种“同化式实力”,这种实力的获得“靠的是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力或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能力”。(26)进入21世纪以来,早发现代化国家利用其技术、市场和产业上的优势地位,建立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国家战略优势;利用其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示范效应建立了其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示范,从而建立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心理优势。

  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让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事务从国内事务走到了国际竞争的舞台前沿。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仍然处于文化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在国际文化竞争中将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处于劣势地位。“西强东弱”的态势将是一种长期的存在。中国文化发展虽然进入历史性战略机遇期,但文化领域从长期的“短缺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后的“恢复性增长”或“补偿性增长”的特征较为显著,依靠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21世纪中国文化行业部门已经进入到与世界强国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同场角力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必须尽快建立与世界文化市场发展规律相适应的国家文化治理体系,这就要求中国必须深入推进“国家文化创新战略”,加快建立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竞争力。

作者简介

姓名:傅才武 申念衢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赛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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